摘要：什么是今天中國的“文學”？也是歧異叢生、很不容易論斷的。二十年前大家共認的“文學”——以譬如莫言、王安憶為代表的那種文學，在社會生活中的影響卻持續減弱。
與此同時，在我們共認的這個“文學”之外，新出了大量別樣的“文學”，和同樣大量的別樣的作家。文學世界的構成之物變了，文學的現身之地，也就自然與過去大不相同。
一年前，在上海大學那間時常令人覺得過于堂皇的圓形會議廳里，有一場以“共和國文學”為總題的討論會。其中一節的標題是：“重建文學與社會的關系”，這個標題起得好，切中要害。
說“重建”，自然是因為不滿意文學和社會的現有的關系?？墒?，“重建”并非易事，那個標題里的兩個關鍵詞：“文學”和“社會”，今天都不再是約定俗成、一目了然的了。以“社會”來說，中國今天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社會？各方人士的判斷差異之大，是自1930年代以來從未有過的?？梢哉f，中國知識界二十年來的幾乎所有重要的論爭，焦點都落在這個問題上。 同樣，什么是今天中國的“文學”？也是歧異叢生、很不容易論斷的。為什么不容易？這里且說兩點。 一，從互聯網、手機、電子閱讀器等等的情形可以看出，與二十年前相比，今天經常閱讀文字——或者縮小范圍，經常閱讀文學——的人，并沒有大幅度減少，甚至可能還在增加。最近十年，“文學類”圖書的出版量，總體是增加的。上海的大學里，十年前只有4個中文系，現在增到了7個。 可是，二十年前大家共認的“文學”，我指的是以譬如莫言、王安憶為代表的那種文學，在社會生活中的影響卻持續減弱，最近十年，減弱得還很明顯。 與此同時，在我們共認的這個“文學”之外，新出了大量別樣的“文學”，和同樣大量的別樣的作家，其中有韓寒這樣頗具特色的，更多郭敬明一類互相模仿的。他們的讀者數量，明顯超過了莫言，刊登他們作品的雜志的銷量，譬如《最小說》，也明顯超過了《收獲》。他們在網上稱雄，也在紙面橫行?！扒啻骸?、“偵探”、“歷史”、“穿越”、“耽美”、“武俠”、“驚悚”……他們掀起的追捧之潮，一路飆升。和二十年前相比，中國大陸的文學世界真是面目全非了。 怎么看這個新世界？ 你可以說：“莫言是純文學，郭敬明是通俗文學，莫言是文學研究的對象，郭敬明則是——呃，文化研究——的對象……”你更可以說：“莫言是一種文學，郭敬明也是一種文學，多元化，很好嘛！” 但是，這么順當地說下去的時候，莫言和郭敬明的一個極大的差別，卻不知不覺就模糊掉了。這個差別，說得粗糙一點，就是：“誰是作者”？讀莫言的小說，你不會有這個疑問，盡管有時候，你會從字里行間讀出一點國際文學獎的影響，從書名、篇幅和若干情節，你也會感覺到出版社的參與，但是，莫言無疑是小說的主宰，沒有他，就沒有這樣的小說。讀郭敬明就不同了，你很快就會疑惑：這些雖是郭敬明一個字一個字敲出來的，但他那雙敲字的手，怎么好像受著另外的手的指揮？讀得越多，你越會發現，郭敬明其實是一個復合體，有作家的一面，也有經紀人的一面，更有出版商的一面，他的作品的文本內容和形式，常常是生于對這作品的營銷的內容和形式。因此，不但是郭敬明自己的好幾雙手一起敲字，更是他背后的那些分別支配了他這些不同的手的更大的社會勢力，一齊牽引著敲字的方向。有時候，你甚至會覺得，他就像一具提線木偶，咋一看是他在臺前蹦跶，實際一切都在幕后操縱，日漸龐大的中國特色的文化工業，才是郭敬明式的“文學”的真正作者。 順著這個作者的差別往下捋，可以牽出一系列更大的差別。其中之一，就是文學與現實秩序的關系的差別。至少到目前為止，大家一般都還覺得，我們共認的那個文學，是如三國時的西蜀名將魏延那樣，再怎么低首諾諾，腦后也是長了一塊反骨的。它一面激發讀者對美妙或悲慘人事的感動，一面也以這感動，觸發對僵硬、死板和蠻橫之物的懷疑，對不公和壓迫的嫌惡。遠的不說，最近三十年，讀著這樣的文學長大的“文學青年”，盡管形形色色，代際、性別、階層和地域差異極多，依然大體表現出多情、善感和反叛的共性，以至在許多場合，“文學青年”和“憤青”，成了可以互換的詞。 郭敬明式的文學卻不同了，它看上去非?！扒啻骸?，也多“幻想”，但它引人沉溺其中的方式，卻極為老練而實際：營造一個虛擬的天外世界，引你以體驗夢想的方式，寄托種種日常的欲念；描摹若干負面、但是一定瑣碎的人事，供你咀嚼怨哀之情，在不知不覺中，燒掉青春期的不滿；將“成功”的“作家”包裝成偶像，毫不掩飾地向你炫示，“寫作”如何可以被鋪成一條快速通向版稅、出鏡費和其他明星效應的紅地毯；用種種時髦的紙面設計、網絡宣傳和集會造勢，持續煽動你的興奮，讓你在自以為與其共鳴的同時，體會中國特色的商業系統的巨大力量…… 不必驚訝于這文學的老練，它與另外幾種新媒介——例如網絡游戲、肥皂劇和視屏廣告——的老練一樣，都是同一個作者的專長。中國特色的文化工業已經有了相當的規模，它在社會的支配性結構中的位置，也越來越移向中心，因此，它勢必要更大范圍地參與社會的再生產，更有效地地發揮自己的功能。社會再生產的關鍵環節，是人的再生產，用魯迅的話來說，只要能一批批生產出睜著眼睛的昏睡者，鐵屋子就可以萬世長存?，F代社會的一大特點，就是大家其實都已經睜開了眼睛，但因為各種原因，覺得還是繼續裝睡為好。這“各種原因”當中，當然包括暴力和貧困之類的硬的壓制，但那種如無味的緩釋毒氣般四處蔓延、大面積浸潤年輕人的身心的軟弱和無力感，作用卻似乎越來越大。而培育這樣的軟弱和無力感，正是文化工業的拿手活計，當《最小說》和《夢幻西游》招呼你一起夢游、哭泣、怨忿，甚至尖叫的時候，這些“過把癮”式的興奮，恰恰又令你一旦合上雜志、離開網吧，就不知不覺地無精打采起來：在滿地垃圾的現實面前，自己其實多么渺小，除了無聊和搞笑，還有什么可干？ 二，文學世界的構成之物變了，文學的現身之地，也就自然與過去大不相同。單看莫言、王安憶式的文學，它現身的范圍還和過去差不多：小說、詩、散文、話劇劇本，偶爾加幾部電影和電視劇的腳本，此外就沒別的了?？墒?，如果眼光放開一點，看看其他類型的文學，你就會發現，今日中國，舉凡電視劇、商業廣告、娛樂新聞報道、旅游指南、網絡游戲，更不要說短信、博客之類層出不窮的網絡空間了，幾乎到處都有文學，當然，是莫言、王安憶之外的文學。 舉個紙面的例子：許多大型企業，都定期出版印刷精美的“內部”報刊，這些報刊，幾乎無一例外，都留出不小的篇幅，刊登散文、詩，甚至短篇小說，其中有的還是出自文學名家之手。當這些“作品”被仔細安插在總經理講話、員工決心書和廣告之間，彼此妥帖配合的時候，你是不是看到了“文學”和“企業文化”——乃至“商業推廣”——的多面互動？至于《我的團長我的團》那樣風靡一時的長篇電視劇里的文學味十足的對白，或如某個冠名“普羅旺斯”的房產項目介紹書那樣的對彼得·梅爾式散文的大段摘引，再如網絡游戲對古典小說名著及其意象的越來越廣泛的“開發”，是不是也都清楚顯示了，文學正如何被各方神圣大量地使用？ 不要小看了這些“使用”，它們的規模正不斷擴大，它們對于被用之物的改變，也就愈益深刻?，F今十來歲的城市少年，很少有不玩網絡游戲的，當他們從電腦邊起身、抓過一本小說雜志亂翻的時候，那在玩網游時養成的感應和理解習慣，勢必在暗中影響他們的閱讀體驗；如果他們當中有誰提筆寫作了，網游教給他的節奏感、想象方式和結構能力，更會潛移默化，在下意識的層面就介入他的文學構思。在今天，網絡游戲對文學新人的寫作的影響，已經開始顯現。十年二十年之后，這影響大到什么程度，更是難以估量的吧？ 網游只是一個例子，相類的事情更有很多。文學的活動和應用越是以如此方式擴大范圍，今后文學的骨架和面貌，就越多是要由這些新領域里的支配力量來塑造。批評家、文學教師甚至作家自己，大概都會被逐漸擠到邊上，出版商、廣告商、網游開發商、其他形形色色的資本家和商業策劃人：他們將占據文學舞臺的中心。整個文學的生產機制，已經發生很大的改變了。我們過去習慣的各種文學的定義：從“創作”、“作家”、“文學體裁”，到“文學青年”、“審美”、“讀者和文學作品的關系”……現在都一一在被涂改?？梢灶A料，其中大部分涂改的力度，以后還會更大。 老話說，人是環境的產物，如果也這么來看文學，那就不由得要相信，今后的文學的面目，可能會更沒意思。倒不一定是鼻子耳朵本身怎么大變，而是鼻耳之間的關系、或者鼻耳與手腳的關系，都大變了，以至鼻耳的輪廓雖還如舊，功能卻大不同。譬如“文學性”，過去一直是被看做文學反抗現實的利器的，可你仔細看看，不說將來，就在現在，情形已經不對頭了，還是這個“文學性”，卻與“反抗”若即若離，有時候，反倒像是“現實”在握著它，而且揮舞得更為利索！ 朝著這個方向往將來看，情形是很讓人泄氣的：不用太長的時間，像今天的莫言、王安憶這樣的文學，就會連社會和人生的邊緣位置都守不住，而被徑直讓進博物館；注目于這種文學的“文學研究”，也會更遠地飄離現實，被關進少數大學的研究室。博物館和研究室門外，則是新的主流文學，一手遮天。它緊隨社會的政治和經濟主流，雖然有時也要發發牢騷，大方向卻一定是循規蹈矩、與政治和經濟主流利益均沾。它當然不是我們今天共認的文學了，但你也很難說，它就一定不是文學。 當然，這只是現實的一個方向，而現實不會只有一個方向。越是不能接受上面這烏鴉嘴般的暗淡想象，就越要往相反的方向狠狠地用力。說實話，我是壓根兒就不接受那套現代社會文學理當邊緣化的說法的，世界這么大，各地的歷史和現實都不同，文學的過去和將來，怎么可能都一樣？也許在美國那樣的社會里，文學可能逐漸式微，但在中國這樣的地方，文學勢當扮演重要的歷史角色，過去如此，將來還當如此！ 事實上，今天的文學世界里，清新的氣象遠未絕跡。就拿雜志來說吧，似乎是《最小說》甚囂塵上，連《收獲》都被它占去一塊了，斜角里卻出來一本《獨唱團》，使局勢一下子現了轉機。因此，文學和社會的關系，并不是必然如目前大家擔心的那樣，一路消極和負面下去的。中國的文學，絕不該只是墜著社會往下墮落，一定要有新的文學，像契科夫筆下的夏日草原上的暴風雨那樣，猛烈地刺激人心，催人奮起。 事情是不容易，但應該趕緊做。1980年代教給我們的那些感應和理解文學的思路，許多已經不夠用了，必須要發展新的思路。不用說，這發展的第一步，不是到書架上翻書——哪怕是新出的洋文書，而是推開門窗，直面現實：今天中國的文學世界，究竟是怎么構成的？有哪些新的力量，深刻介入了文學的創造、生產和傳布？是不是有新的主流文學正在形成？如果是，那是怎樣的東西？在管制機構和文化工業的強力作用下，是不是已經有某種新的“文學性”，正在覆蓋文學世界、吸聚文學青年？一句話，今天中國的文學生產機制，正在往什么方向變化？這個文學的生產機制，和整個社會的支配性文化——當然，不能忘了別的支配性力量——的生產機制，正在形成怎樣的新的互動？ 我們能毫不含糊地回答這些問題的時候，大概也就是富于創造性的文學創作和批評，能有力地、針鋒相對地回敬現實的時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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